婦女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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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i

風俗與罪愆:
明代的溺女記敘及其文化意涵........................... 林麗月    1

明清星命書中的女命............................................. 張哲嘉   25

從清代檔案看旗人的家庭糾紛(1644-1795
............................................................
賴惠敏、朱慶薇   53

從婚書契約看清代的婦女再嫁問題....................... 定宜庄   85

論清末上海都市女裝的演變(1880-1910........... 羅蘇文  109

近代中國女子健美的論述(1920-1940年代)...... 游鑑明  141

婚姻與家族勢力:
日治時期台灣基隆顏家的婚姻策略.................... 陳慈玉  173

Social Structure and Marriage Patterns
in East Haven: A Preliminary Analysis......... Paul R. Katz  203

Yu Feng and the 1950s Dress Reform Campaign:
Global Hegemony and Local Agency
In the Art of Fashion.............................. Antonia Finnane  235

索引....................................................................................... 269
中文部分............................................................................ 269
英文部分............................................................................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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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鑑明

 

        1600-1950年的近四百年間,中國女性從傳統跨入近代,無論是傳統女性或近代女性,她們的命運與家庭、社會或國家密不可分,留下的歷史更是曲折多變。這本書從2001年「近代中國的婦女、國家與社會(1600-1950)」國際學術研討會中收錄了9篇論文,這些論文分別從女命批斷、溺女記敘、家庭糾紛、再嫁問題、婚姻策略、婚姻型態、女裝演變、健美觀念與服裝改革運動討論女性歷史,除環繞著女性與家庭、社會的關係之外,也著重經濟或文化方面的分析。目前婦女史的研究逐漸從上層婦女擴及至一般婦女、由知識女性延伸至未受過教育的女性,本書中的婦女論述便是來自不同方位,有時代、地區的差異,也有階層、族群的分殊。毋可否認的,這9篇論文因關注的視角不同而呈現個別差異,但彼此間也存在著不少共同話題,貫穿在傳統與現代之間。

 

命中注定?

        面對詭譎多變的人生,許多人抱持宿命以對,受「三從四德」規範的女性,往往將一生歸諸命中注定。但不管天命是否有這麼大的張力,人們本身也制定了一套社會秩序或文化價值來約束自己或他人,甚至運用這套規則操弄女性的命運。張哲嘉〈明清星命書中的女命〉一文發現,清末民初的命理學家曾試圖提出命理新論,挑戰男女命殊的傳統理論,但在建構性別和解釋兩性關係、兩性地位時,卻依然遵循傳統的命理架構。這套架構是反映自中國傳統主流價值的宇宙秩序論,也是在傳統社會行之有效的概念;星命學認為在無所不包的大宇宙秩序下,這套架構決定了個人的小宇宙的身體、性情、立身處世,乃至於性別尊卑關係,於是以命理理論將社會現實合理化,加深原有的性別建構。透過批斷女命準繩的「女命八法」即可驗證,星命家以多元豐富的內容解釋男命,卻以純、和、清、貴、濁、濫、娼、淫八個簡單的標準概括女命;並表明女命的好壞繫於與丈夫、子媳的關係,其中夫星對於女命的決定性地位始終不違「夫為妻綱」的倫常。這種採用倫常秩序將女命壓縮成貴賤、貞淫的批命方式,讓女性必須認命或藉由造命來改運。很明顯的,命相小術操縱了女性的命運、深化兩性間的尊卑位差,而其背後的理論精神實與儒家倫理互相呼應。本文特別提出,這種現象顯示出女命不只是一個社會現實,透過命理映射出來的形象,是一個盤根錯節的文化認識,此與中國兩性關係史之所以為今日面貌,密切相關。

然而儒家倫理其實不缺乏救贖精神,林麗月〈風俗與罪愆:明代的溺女記敘及其文化意涵〉一文即呈現明代菁英如何透過倫理教化挽救女命。本文根據地方志的記載,發現明代中葉以後,生女不育的情形並不限於貧窮人家,在商品經濟較為發達的江南,厚嫁與競奢的壓力也造成富族多不舉女,這種因財婚導致溺女風氣的升溫蔓延,引起地方官紳廣泛的重視。戒除溺女成為地方官移風易俗的重要內容,而戒奢崇禮、限制婚嫁費用的婚俗改革,則普遍被晚明士大夫視為戒除溺女惡俗的「治本之道」。晚明菁英階層認為溺女風氣牽連的是道德與秩序失序問題,因此朝廷的禁約諭令或地方官紳頒行戒殺溺女的歌謠、告示,多以倫理溫情與道德論述為主軸,其中流傳最廣的是成化年間廣德知州周瑛所撰的〈勸民舉女歌〉。但本文指出,這些具有濃厚倫理道德色彩的文宣,很少涉及性別論述,主要反映的是明代菁英階層的秩序情結與「現世」教化關懷。本文還強調,在溺女記敘中雖然呈現不少母親的角色,所強化的卻是殘忍不仁的殺嬰形象,這不但無助於後人探索溺女者的心情,反而凸顯了明代菁英將溺女問題視為倫理道德問題的侷限。

從這兩篇文章的細膩分析中,顯示星命術士的論斷可以扼殺女命,而明代菁英的勸戒則在拯救女命,但無論是星命術士或明代菁英都跳脫不出儒家的倫理情結。換言之,決定女性命運的不只是上天,還包括孕育自中國傳統社會的倫理秩序。不過,女命真的受制在這兩者之間,別無其他選擇?女性生存時空的各種脈動是否牽動著女命?

 

婚姻、家庭是枷鎖?

婚姻與家庭的歷史僅是人類歷史的一部份,卻是不少女性生命中的大部分,也是她們生命歷程中最複雜的一段。僅從婚姻關係的形成來看,在現代人的眼中,只要兩情相悅即可一拍而合,但傳統以來深入中國社會的婚姻觀念、結婚禮俗或家庭規範,讓婚姻的締結潛藏著許多問題,伴隨而來的家庭問題更是千絲萬縷、撲朔迷離,清官理不清、斷不了,旁觀者也如霧裡看花。以下的四篇論文以新穎的史料,對不同地區、不同族群的婚姻與家庭作抽絲剝繭的分析,試圖提出或解釋有關的問題,其中誰在主導女性的婚姻、男女的締婚是基於理想或現實、家庭結構與社會經濟變遷如何影響婚姻,以及女性結婚後的家庭關係是這四篇論文的基本觀照。賴惠敏〈從清代檔案看旗人的家庭糾紛(1644-1795)〉一文,根據百餘筆旗人的家庭糾紛案件剖析其中錯綜複雜的家庭問題。案件顯示,家務衝突是旗人家庭糾紛的主要成因,這類衝突不只發生在夫妻之間,親屬財產繼承糾紛、嫡庶地位之爭也層出不窮。對照漢人的家庭案件,本文証實旗人入關後採聚族群居的家庭結構是導致旗人家務衝突的根本原因,複雜的生活環境當然容易使家庭問題糾纏不清。置身此中的旗人妻子尤其難為,與漢人家庭案件不同的是,旗人相當重視儒家的貞節觀念,他們的妻子鮮少觸犯姦案,但家務失職卻是不少旗人丈夫指控妻子的理由。旗人女性結婚前的行動相當自由,嫁為人婦後必須一反過去,擔負侍奉公婆、管教子女的繁重家務,因此不容易扮演賢妻的角色,有的還招致丈夫毆打。不過,本文也提出一個重要的觀察,施暴的丈夫中不少有精神異常的傾向,這似與旗人男性的工作壓力過大有關。此外,丈夫一旦過世,寡婦的再嫁並非出自當事人的意願,往往受制於搶婚或收繼婚的習俗,這種複雜、不人道的婚姻關係常帶來家庭糾紛。本文蒐集的案例不但揭露了旗人家庭問題的癥結,也浮現旗人妻子在家庭婚姻中缺乏自主。

旗人寡婦的再嫁是在族人干涉下進行,漢人婦女再嫁是否呈現不同面貌,特別是婦女再嫁主要來自下層百姓,婚姻關係的成立是否較為簡單、輕慢?婚姻的主導權是否仍在家長手中?定宜庄〈從婚書契約看清代的婦女再嫁問題〉一文,利用婚書契約與具體的案例為這些問題尋找答案。寡婦再嫁的婚書中顯現,夫家與婆家對聘財分配的較量、無視再嫁女的意願,處處凸顯現實利益讓家長的主婚權無所不在。但儘管如此,再嫁是下層民眾面臨經濟窘迫的無奈選擇,加上再醮者的主婚歸屬權較不受禮法限制,曾出現由寡婦自立婚書將自己嫁出的案例,鬆動家長的婚姻支配權;至於買妾文契或嫁賣生妻的婚契多由丈夫出面簽立,更顛覆家長主婚的慣例。本文指出,嫁賣生妻是屬非法行為,一旦簽下婚契,便可用之約束對方或做為司法憑證,因此嫁賣生妻的婚書在各種婚契中佔相當大的比重。一般認為,這類婚契呈現丈夫對妻子享有絕對權利,也是構成婦女地位卑下的成因,本文卻發現,有不少案例是為解決生活困頓的權宜之計,未必是男權壓迫女性的一種體現。另外,本文還提到一種為掩飾搶醮、騙婚行為而捏造出的婚書,此由非法之徒開立的婚書,進一步反映了再嫁婚姻主導權的多樣。無疑的,婚書契約是探究下層女性婚姻及其生活的重要指南,也確實具有法律效力,但本文呼籲,婚契中的不實內容,是治史者必須小心辨證之處。

根據上述,傳統女性在婚姻與家庭所受到的束縛,不限於初婚女性,再嫁女也一樣不自由,受習俗和經濟現實的牽制,只有極少數的女性能自主再婚。邁入20世紀,因自由戀愛、婚姻自主風氣的形成,開始有女性獲得或爭取婚姻選擇權,特別是出身開明家庭的知識女性,她們甚至自行安排婚後的生活型態。然而,不是所有的開明家庭都不再干預女兒的婚事或媳婦的家庭生活;日本殖民政府治下的不少台灣大家族便掌控著兒女的婚姻與家庭,其中醫生世家的產生即來自家長的安排,而企業家之中也不乏這類例子。陳慈玉〈婚姻與家族勢力:日治時期台灣基隆顏家的婚姻策略〉一文,選擇基隆大企業家顏家為例,探討20世紀上半葉台灣的婚姻問題。以經營礦業起家的基隆顏家是日本殖民時代台灣少數多角化經營成功的企業家,為顏家創基業的顏雲年和顏國年兩兄弟不僅汲汲經營家業,也相當重視第二代的教育並處心積慮的安排他們的婚姻。顏家聯姻的要件是必須門當戶對,聯姻範圍則兼及企業界與詩文界,這種將家庭、婚姻與企業經營相結合的策略是顏家事業成功的重要因素,因為透過聯姻,有的成為共同投資的事業夥伴、有的為顏家貢獻經營長才,還有則從事業夥伴進一步發展成姻親關係。本文強調,這種從血緣所擴散出的「姻緣」網絡,超越了傳統中國的地緣和業緣的網絡。對顏家的女兒來說,家規嚴謹的家父長制使她們和其他兄弟一樣接受了高等教育,並與門當戶對的家庭締結姻緣;但在顏家傳子不傳女的企業理念下,顏家女兒雖然是丈夫事業的強大支柱,只能在家相夫教子,始終未走向台前。不過,顏家媳婦或因本身家庭背景的關係,卻過著兼顧家庭與工作的生活方式。本文特別指出,顏家女兒和媳婦的不同生活型態象徵著傳統與現代的寫照。

經濟因素決定女性的婚姻,也影響女性婚後的生活選擇。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或台灣出現了職業婦女,工作讓一些職業婦女面臨婚姻與工作的兩難,有的走向晚婚或不婚,有的選擇結婚,卻需要兼顧家庭與事業,例如前述的顏家媳婦。而這種現象不僅發生在知識女性的身上,也出現在庶民家中,20世紀台灣各階層的家庭都不乏這類例子。Paul R. Katz(康豹)“ Social Structure and Marriage Patterns in East HavenA Preliminary Analysis”(日治時期東港街的社會結構與婚姻型態初探)一文,掌握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特別針對南台灣的一個城鎮進行群體觀察。東港位在南台灣的西海岸,日治時期因殖民政府的積極開發,成為一個具有農業、漁業以及商業三種經濟型態的繁榮城鎮,這不僅影響東港的社會結構,也改變這個城鎮的婚姻型態。台灣的婚姻型態一般分成大婚(嫁娶婚)、小婚(童養媳婚)和招贅婚,但東港的婚姻案例中,還包括娶妾,作者認為未來研究婚姻分類應增加「納妾婚」這項。本文也提出與過去研究不同的一些看法,例如人類學家指出,小婚是在女性少於男性和有剩餘經濟的情況下才實行,但東港雖有這些條件,卻不盛行小婚;再者,小婚型態的生育率在其他地區普遍不高,東港則顯著的高過大婚和招贅婚。本文還注意到東港女性結婚年齡偏高的事實,認為這與當地女性需要外出賺錢養家有關,工作能力提昇了這群女性的身價,因此讓她們可以選擇自己的婚期或婚姻型態,造成東港女性的婚齡有偏高的現象。由於從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看出社會結構變遷下東港婚姻型態的一些特點,本文特別強調這是研究婚姻問題不可忽視的資料。

上述四篇論文從不同角度呈現1600-1950年間中國和台灣地區女性婚姻、家庭的多元面貌,拓寬婚姻、家庭的研究視野。在長達四個世紀間,儒家倫理和經濟現實考量掌握著女命,也同樣主導女性的婚姻與家庭,婚配、婚書或家庭生活中處處彰顯著父權與夫權的影子,而且表現在不同時代、階層、地區和族群間。但不能忽略的是,在社會經濟結構變動較大的時代或地區,部分婚姻主導權由家長、丈夫轉至女性本人,女性在選擇婚姻型態、結婚時間、再嫁與否或婚後生活時,明顯的有較大的自主空間;20世紀之後,女性社會角色的改變,更增加她們對婚姻與家庭的選擇權。但對不受禁錮、積極投入社會的新女性來講,她們是否能毫無阻礙的自我追求?或者面臨另一種新的束縛?

 

追求時尚

追求時尚並不是近代中國的特有現象,早在傳統社會便不乏這類風氣,在社會經濟高度發展的時代或地區尤其顯著。不過,受消費意識、外來文化與傳播媒體的刺激,清末以後僭越禮法、崇尚洋風的趨勢日益普及,走入社會的女性更被視為是引領風騷的先行者。從服裝款式與美麗觀念的演變充分反映女性與時尚的關係,她們如何突破傳統時尚、帶動流行風潮,社會大眾是否支持她們,並以何種標準看待她們,這些都是下述三篇論文試圖解答的問題。羅蘇文〈論清末上海都市女裝的演變(1880-1910)〉一文指出,晚清時期,上海租界由傳統商埠轉型成華洋雜居的大都市,許多近代化的公共建築或設施應運而生,群眾麇集的公共娛樂區除了提供公眾休閒活動的空間,也是傳遞時尚以及洋人訊息的重要通道。因與異文化頻繁接觸,華夷之辨、男女有別的戒律在公共娛樂區逐漸淡化或越界,並為女性活動空間的變化提供重要契機。「女界」這一個具性別認同與都市認同名詞的出現,使上海租界女性的戶外表現廣受囑目。本文從《圖畫日報》發現,在女界之中,妓女因職業特點和租界文化氛圍成為引領時尚消費的先驅,最突出的是妓女在服裝上的表現,她們不僅追逐衣著的時尚性、個體性,還挑戰性別、等級的界限。至「元寶領」時尚女裝的推出,更打破了傳統女裝注重身分標幟的禁錮,而這種現象也暗示時尚女裝的流行與清末上海都市女界逐漸融入社會生活密切相關。本文表明,清末時尚女裝和天足構成塑造近代上海都市美女視覺形象的要件,曾是都市女性個體化表現的最初標幟,也是女性對上海都市化進程獨特貢獻的一個印記。

時尚女裝主要在增添女性美,這與化妝品、飾物配件一樣都屬於人為的美麗;相對於人工美,另一種標榜自然並由知識分子倡導的「健康美」也在近代中國受到重視。健美除抨擊人工美之外,也試圖深入女性的日常生活,達到宣傳的目的。不過,女性究竟如何因應這類時尚文化?游鑑明〈近代中國女子健美的論述(1920-1940年代)〉一文指出,西方女子體育傳入中國之後,知識分子提出保國強種的論調,要求女性與男性一樣從事體能運動。為吸引女性對運動產生興趣,由「健康」和「美麗」這兩個概念組合成的「健美」這一名詞在1920-1940年代廣為流行。由於有關身體運動的討論多扣緊國族論述,健美的言論也不例外,但相較於女子體育的論述,健美的討論更加多元,不少論述注重「美麗」這個層面,因此健美的言論不限於八股的國族論述。加上傳播媒體、電影工業、商品廣告的渲染,健美女體不完全來自女運動員,它們甚至將健美女體扭曲成色情或肉感,逸離國族論述,帶給社會大眾各種想像,也引起知識分子對西方健美觀的焦慮與不安。本文的研究發現,健美的基本要件是必須先擺脫傳統社會加諸女性身上的各種不健康的美麗觀念或身體束縛,例如病態美、纏足、束胸;事實上,引借自西方的健美運動有一套訓練程序,並未徹底解放女性,女性依舊受到束縛。但本文也提醒,健美固然規範女性對美麗的選擇,卻也讓部分女性從接受者變成行動者,進而實踐自我。

毋可否認的,國家認同固然對女性追求時尚有一定的影響力,卻無法做全面的束縛或規範,不斷可以看到女性在時尚追求上的僭越或自我實現,1950年中共統治大陸後,女性的時尚表現是否有所變化?Antonia Finnane(安東籬)“Yu Feng and the 1950s Dress Reform CampaignGlobal Hegemony and Local Agency In the art of Fashion” (郁風與1950年代服裝改革運動: 流行服飾藝術的全球霸權與本土仲介問題)一文,從服裝改革觀察這個問題。20世紀以來,中國的服飾不是靠名牌時裝帶動流行,而是藝術家與裁縫師。為向社會主義國家學習,「新中國」建立之後,中共將民眾的服裝做了很大程度的改變,一種無階級、無性別區隔的蘇聯服裝款式主導著民眾的穿著。對有志在時裝方面發展的藝術家而言,如何將這類樣板服裝轉變成能夠代表「社會主義美好前程」的衣著文化,不啻是一大挑戰,郁風便是提倡改造衣著風氣的重要人物。本文指出,郁風的服裝設計風格除得自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的薰陶之外,也從大自然中找到創作靈感。儘管這時期外國的流行時尚很難影響中國,但郁風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女裝革新款式,與五○年代的世界女裝潮流差別不大。由於這時普及的男性化時裝款式深受「艱苦樸素」的延安美學所壟斷,郁風從女性角度出發、帶有物質文明的美學觀點當然無法被容納,甚至引起廣泛論辯。不過本文指出,郁風的文章和她所設計的服裝其實正反映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對國家認同、社會主義的考量與訴求,也是他們試圖創建一個自我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一種嘗試。

這三篇論文以社會文化史的角度,清楚的勾勒出走入近代的中國女性如何創造或實踐時尚文化,也呈現了在追求時尚的過程中,近代女性與傳統女性的最大差異是,她們不再完全依附著儒家倫理,而是與國家認同、外來文化或社會道德相互糾結、彼此拉扯。同時,她們也勇於自我表現,儘管有批評的聲浪,但近代中國的社會阻隔不住新女性前仆後繼的挑戰與顛覆。

隨著新社會史與新文化史研究的興起,歷史學家以更廣袤的角度去採擷史料,不再侷限於官方文獻檔案,婦女史的研究尤其需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9篇論文的一大特色是在史料的選擇與運用上令人耳目一新,這些史料包括星命書籍、方志、文集、歌謠、告示、訴訟案例、婚書契約、自傳、戶籍資料、期刊報紙、漫畫、商業廣告以及圖像資料,其中有不少是過去史家所忽略。值得注意的是,透過新穎史料所提出的解釋或論證有創新、也有修正;而這種從史料發言,紮實建構出的婦女歷史及其理論,不但補充過去婦女史研究的不足,也突破過去西方史家對中國婦女史的認識。這些特色正扣合Susan Mann(曼素恩)在這次會議中的提醒:如何掙脫現代性論述對歷史研究所造成的限制,並使中國史研究不再受西方理論所主導。另外,這9篇論文不完全著眼於女性的獨白,強調兩性關係以及女性與社會、經濟、文化、政治之間的互動,不但凸顯女性在歷史上的角色,也說明女性從來不是孤獨的生活著,她們的生命是與生存的社會相倚相伏,因此書寫女性的歷史顯然不能忽視穿梭在女性身旁的各種脈動。必須一提的是,中國婦女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十分複雜,這本書是無法承載近四百年來的所有問題,不免有侷限與不足之處;但是,這本書的出版具有示範性的貢獻,是可以肯定的;而期待更多的和聲與迴響,則是這本書編印的最大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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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更新: 2007年10月08日,Edited by Dennis Lin